因此，防范和杜绝民营资本过度激情操作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防止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引导民营资本合理流动已经迫在眉睫。

去年还说今年中国的通胀一定会下来。陆磊：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

陆磊说：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地不会消失、人不会消失，但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是我们可预见未来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考虑的。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如塌桥事件，这中间可能就有泛市场化的因素，承包商修建的桥塌了，谁干的，当初的合同怎么签的？法律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就怎样处理。一个多年流传的故事是，他了解物价必须拎着菜篮子上街。

第二种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严肃立法是关键，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只关注RD的后端(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或者置产业需求于基础研究之外，那么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发展就会一直受制于外国竞争者，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

我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进一步提高学术型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应加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试图用国家的公共研发来替代本该企业作为核心主体的市场型基础研究，不仅不现实，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高。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外部环境等措施，着力推进我国企业成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主体。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黄金时期，企业的研究开发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使得美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先于世界，造就了美国产业创新能力称霸世界。

如果企业从基础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显著地超过支付成本和溢出成本，那么企业仍然愿意独立(或联合)从事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活动。近10年来,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科技计划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支持，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

我们不能套用公共品思维衡量企业基础研究的合理性，将非独占性( inappropriable)和易转移性(transferable)作为企业忽视投入基础研究的借口，因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市场需求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前景预测的市场型基础研究项目，其间接的产出和潜在效应将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和异质性，这种知识是不易转移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明确规定基础研究面向长期目标，是公司财政开支的优先领域。企业只重视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创新成果多属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而真正形成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很少，所以不能很好地吸收外部知识，不了解产品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一旦国外的技术升级换代，将需要重新引进，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在研发资源配置上，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计划和市场机制的互补作用，诱导我国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经济杠杆和管理体制创新，引导企业从事面向产业需求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企业自己最清楚所在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向。很明显，加强企业主导的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二、我国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非常薄弱 在我国，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导的基础研究偏好纯学术型研究，而企业只顾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无暇顾及基础研究，因此，最为重要的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恰恰成为最为薄弱的环节。

企业需要合理运用开放式创新模式，因为对外部知识的使用并不能取代企业自身的知识创造，企业对基础研究活动的投入越大，就能更好地吸收公共研发的成果并将之付诸于产品/工艺创新。企业需要通过内部研发来构建吸收能力，以有效地将外部知识整合到新产品/工艺开发中，研究表明，内部基础研究投入水平高的企业能更有效地从外部知识溢出中受益。

许多创新领先型企业即使在与大学进行研发合作后，还仍然保持很高的内部研发投入水平。由于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价仍然是论文和专利，许多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乐于做有资金保障的纯基础研究，不愿意做应用性基础研究，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回归象牙塔现象，导致许多科学研究脱离企业需要。

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紧密联系着企业的创新过程。在高技术领域，中国自主的核心技术一直缺乏。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上有两个弊端：一方面，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过多地考虑了研究的商业利益，做了太多能快速商业化的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不愿做与理论相关的枯燥和不可预期的基础研究，角色错位现象严重。据统计, 2011年全国开展RD活动的工业企业接近4万家，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左右，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中型企业在从事研发活动，而且约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科技机构。尽管近年来我国以科技为基础的创新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以大学研究为主导的技术转移和创新的效率较低、产业创新能力增长较缓、成果转化缺乏动力、各方利益冲突等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尽管国家通过自主创新政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但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 2011年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7%，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12%，科技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较弱。

因此，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导向，但基础研究仍然严重脱离市场，不能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东芝主导了世界IT产业和家电产业，但现在这一位置被已被美国的微软、苹果等公司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忽视基础研究，而相对而言美国公司更加重视基础研究。

随着基础研究实力的增强，微软在机器人、医疗保健、安全和隐私等领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这为微软未来推出突破性的新产品做好了准备。我国的论文水平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但真正走向产业化的非常少。

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基础研究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完善面向自主创新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和投入机制，加大对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投入。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构筑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体系。

如果所有行业都需要国家来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我们不能套用公共品思维衡量企业基础研究的合理性，将非独占性( inappropriable)和易转移性(transferable)作为企业忽视投入基础研究的借口，因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未来市场需求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前景预测的市场型基础研究项目，其间接的产出和潜在效应将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和异质性，这种知识是不易转移的。如果所有行业都需要国家来进行共性技术研究，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美国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黄金时期，企业的研究开发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基础研究中，使得美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先于世界，造就了美国产业创新能力称霸世界。

尽管我国企业已经通过渐进性创新完成了多个产业领域的技术追赶，但随着专利和标准日益主导产业发展，后发优势被先发优势取代，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难度加大。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外部环境等措施，着力推进我国企业成为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的主体。

近10年来,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等科技计划对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支持，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稳定增长，基础研究经费逐年增加。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明确规定基础研究面向长期目标，是公司财政开支的优先领域。

因此，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导向，但基础研究仍然严重脱离市场，不能提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日本企业从事的基础研究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关键性基础科学和技术，大多数都与公司的技术强项相关联，所探索的科学现象紧密联系所在产业的未来方向，比如日本化工企业的化学研究水平相当高，因为这跟产业技术趋势是紧密相关的。

,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经济杠杆和管理体制创新，引导企业从事面向产业需求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企业自己最清楚所在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向。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战略过于强调以应用为导向，无论政府或企业，倾向于投资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二十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环境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变得越来越浮躁，注重短期市场份额而不是长期优势成为一种趋势，即使是长期重视基础研究的美国企业也是如此。多年来，中国汽车摩托车、农用机械、电池、电视、手机、整机及芯片、化工材料、医药、食品、文具等行业纷纷遭遇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我国自主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是市场导向型基础研究。但由于企业缺少研发基础，本来应该投到企业的钱流向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其结果是企业无奈、政府苦恼。

尽管国家通过自主创新政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但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 2011年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7%，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只有12%，科技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仍然较弱。尽管我国企业正逐步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体，企业RD支出占全国R%D支出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60%上升到目前的75%，但企业的基础研究不仅投入总量偏低，投入结构也不合理，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直接和间接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偏低。

对关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基础研究，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研发能力建设，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试验发展上保持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尽管国家每年加大了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但中国的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10多年来没有根本性转变。